2018年8月11日下午，在第三届“中国劳动经济学者论坛”年会“行为实验经济学”分论坛上，专家学者对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进行展示，同时互相评论，共同探讨。

    1.Impact of Left-behind on Competition Behavior of Children in Rural China: A Field Experiment（研究者：董志强、赵俊）

由于缺少父母的陪伴，留守儿童可能与一般生活在父母羽翼下的孩子有着不同的性格和行为。使用实验的方法来调查留守儿童的竞争行为是否不同于一般儿童很有意义。在我国中部地区两所农村小学开展实地实验，首次对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竞争偏好差异进行研究，证明了这样的偏差与留守之间的因果关系。

    研究发现，留守儿童比非留守儿童更加规避参与竞争。两者在竞争偏好方面差异，并不是由儿童在实验任务中的能力和表现造成的，与儿童性别、体格（身高/体重）、父母教育程度、家庭经济状况也没有关系。证据指向“留守”状态，即缺少父母陪伴，是儿童更加规避参与竞争的原因。父亲陪伴对于儿童竞争偏好的形成更加重要。这有助于解释和理解留守对于儿童发展的影响机制。

（华南师范大学  董志强）

   2.损失厌恶与幸福感——基于CGSS2015数据的实证检验（研究者：涂勤、闫静）

幸福是人类经济行为的出发点和根源，也是人类社会追求的永恒主题。以行为经济学的两个基本概念“损失厌恶”和“参考点”为基本理论框架，研究表明，幸福感涉及对过去、当前位置的相对比较，相对位置的上升有利于个体报告更高的幸福感；对未来的乐观预期本身也是令人愉快的（期望效应）。幸福感涉及以同伴为参照对象的个体之间的福利比较，相对于同伴更高的社会地位有利于个体报告更高的幸福感。以参考点为界点，幸福与收益或损失之间存在不对称的显著关系，损失带来的幸福感下降幅度大于收益带来的幸福感上升幅度，损失厌恶系数约为2。

    因此，GDP不应成为衡量幸福的唯一标准。加强对公平的关注，可减少损失厌恶导致的幸福感下降。此外，也应重视影响幸福感的收入以外的因素，比如增加就业、保持物价稳定等。

（北京师范大学 闫静）

3.群体监督、内生严打与反腐败：一项实验研究（研究者：姜树广、赵磊）

2018年3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监察委员会成立。现实中，普通公民大多是腐败的受害者，官员侵犯公民权益的腐败屡见不鲜。通过实验方法考察基于群体监督和严打机制的反腐效力具有重要意义。实验局设计为三组：无监督、监督无严打和监督加严打。通过重复索贿博弈实验，推翻了经典的理性人假设，验证了行为假设，即在引入监督机制情况下，部分市民会选择支付公共监督基金，相比无监督情况，官员的索贿行为和市民接受索贿行为会减少；在内生严打机制下，与无严打的监督机制相比，更多市民会选择支付公共监督基金，官员的索贿行为会进一步下降。

因此，作为弱势方的市民进行自下而上有成本的公共监督，提高腐败查处力度的机制，可以显著降低腐败水平。公共监督基金的存在，对有限的反腐资源会进行更加合理的分配。在一定的社会困境下，严打机制的存在对鼓励市民进行有成本的公共监督有统计学上显著的结果。

（浙江财经大学 赵磊）

4.Local Peer Group Optimization: Seat Rearrangements within Large Chinese Classrooms（研究者：王春超、李莉、Eric Mak）

中国小学的班级规模是全世界最大的。之前有研究表明，班级规模的缩小可使得教学质量或者素质教育水平得到提高。因此，班级规模大实际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但是在目前中国实际状况和教育资源条件下，只能允许这样的大班规模。如何管理大班就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设计实验，通过在班级内随机换座位去观察同桌之间非认知能力是否相似以及学习成绩的变化。实验发现，同桌之间存在人格特质一致性、同化作用、互动效应及局部同群效应。也就是说，如果同桌在一种人格特质上不同，他们在另一种特质上也可能不同。随着时间的推移，同桌认知能力的同化作用越大；女生和女生、年龄越小者坐一起时，同化作用越大。如果两人非认知能力基本没有差异，则同桌之间学习成绩的影响几乎没有；若非认知能力差异比较小，则学习成绩有正向影响；若非认知能力差异比较大，则学习成绩有负向影响。在第二轮实验中，座位被重新随机分配，第一轮实验中的同桌不再产生同群效应。因此，教室内如何排座也是一种智慧。

（暨南大学  王春超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