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8月11日下午，在3200威尼斯vip承办的第三届“中国劳动经济学者论坛”年会“市民化”分论坛上，各位专家学者对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进行了精彩的分享与交流。

1.半城镇化水平与居民消费：理论模型与实证分析（研究者：张浩、易行键）

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包括“迁移”和“转化”两个不同阶段，迁移简单，但要使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享受相同待遇和福利却并不简单。农业人口没有彻底融入城市，农村转移劳动力实现向市民“转化”的比重与向城镇“迁移”的比重之间的差额构成了中国独特的半城镇化，大量非城镇户籍农民工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居民消费水平。

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分析半城镇化率对于居民消费的影响，以及城乡居民消费率影响的差别，并从“迁移”和“转化”两个阶段探讨人口转移对于居民消费倾向的影响。宏观数据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半城镇化水平对于居民消费率具有明显的负向影响；而对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并没有直接影响；对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消费倾向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且控制了户籍城镇化率后，半城镇化水平的提升会对城镇居民消费倾向带来更大的负向冲击。因此如果市民化推进步伐停滞，不提升户籍城镇化水平，简单地推进人口城镇化本质上并无法促进城镇居民消费倾向的提升。

微观数据实证结果表明：目前城市化进程更多的可能是提高居民收入水平进而影响消费，而非直接改变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和消费升级来直接引起消费的提升；半城镇化水平对于城镇户籍居民的消费倾向有显著负向影响，但对于农民工家庭则影响不显著，半城镇化率的提升会伴随着居民消费的总体增加，但是这一渠道更多的是因为农民工进城后收入水平的提升所引起的，而且收入的增加幅度要远大于消费的增加程度，进而带来消费倾向的进一步下降；而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半城镇化水平的不断下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释放我国居民尤其是城镇居民的消费潜力。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张浩）

2. 市民化意愿对农业转移人口消费行为的影响（研究者：刘丽丽、宁光杰）

市民化意愿分为转户意愿与长期居住意愿。长期居住意愿对消费的提升作用（9.38 %）高于转户意愿（2.88 %），对消费结构的影响大于转户意愿；有市民化意愿的农业转移人口为增强城市融入感，通过模仿城市居民的消费行为，增加个人在城市的消费；两种市民化路径下的农业转移人口消费结构具体表现为在转户意愿中食品支出占比的大幅下降是因为其它支出的挤出效应，而长期居住意愿中食品消费比例的下降是因为总消费水平上升，其消费结构从食品转向教育、医疗、住房和请客送礼支出：低收入群体主要增加教育、医疗、请客送礼支出比重；中等收入群体的教育、请客送礼和住房支出份额均大幅提高；高等收入群体的住房支出比例显著上升。所以政府应完善教育、医疗和住房制度，企业应在人际交往的产品方面进行创新。

（南开大学 刘丽丽）

3. 居住隔离与农民工职业表现：来自2640个农民工的证据（研究者：叶俊焘、孙中伟）

就业是农民工进入城市的前提，职业发展是农民工在城市社会发展的基础，职业表现则是职业发展状况的重要表征，必然受到居住隔离等一些不平等因素的影响，职业表现被认为是移民融入主流社会的关键环节，居住隔离对移民职业表现的影响已得到广泛认同（Messy, Gross and Eggers，1991），一般归结为邻里效应，即通过邻里间的相互作用，将移民社区的特征作用于个体，进而导致移民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差异。

利用7个大城市2640个农民工数据，研究居住隔离对农民工职业表现的影响。作者认为，理论上居住隔离对农民工职业表现的影响效应不确定。居住隔离对农民工的职业稳定性和工资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随着居住区位向市中心变化，社区建筑中有更多的公共交互空间，空间误配的消极效应被抑制，空间溢出的积极效应被增强。

（浙江科技学院 叶俊焘）

4. 社会网络还是市场选择? 求职渠道与中国农民工收入（研究者：乐君杰、周明海）

求职渠道对农民工收入有无影响的问题,本质上是低端竞争性劳动力市场中农民工的工资决定机制问题。农民工本身的特征及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的性质决定了与生产效率无关的因素不可能显著影响工资水平。对于换过工作的农民工：在消除显性偏差后，ATT不显著且很小，根据倾向性分值高低分组的各组的ATT估计结果也与此相一致，说明再次流动时，求职渠道对农民工的收入不会产生影响。对于未换工作的农民工，在消除显性偏差后，ATT的值显著缩小，且统计显著性降低，局部线性回归的结果不显著。此外，求职渠道不影响农民工求职时间影响，即社会网络无助于缩短农民工求职时间，这可能是因为农民工是通过在职搜寻来进行再次流动。

（宁波诺丁汉大学 周明海）